案情：2001年5月，康某与北京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北某公司）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，约定乙方康某向甲方北某公司购买位于房屋一套，总房款为500万元。2014年8月，康某办理房屋产权登记。

因康某另一起借款合同纠纷案，将康某名下上述房屋进行了保全。后债权人于2017年4月申请强制执行上述房屋。执行过程中，各方当事人多次达成和解协议，但被执行人康某均未按约定履行。2018年法院委托评估公司对案涉房屋进行评估，评估价为1800万元，并于2018年11月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发布拍卖公告。2018年12月，案外人刘某提出执行异议，请求中止对案涉房屋的执行。2018年12月，因申请执行人提供担保，法院决定继续拍卖上述房屋，成交价为1600万元。2018年12月，法院执行裁定，驳回刘某的异议请求。2019年1月，案外人刘某提起执行异议之诉，主张涉案房屋系刘某借康某的名义购买，其为涉案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。

分歧：第一种观点认为，借名人基于借名买房合同取得的是债权请求权，并非物权期待权，其以借名买房合同请求排除执行，人民法院不予支持；第二种观点认为，借名人系实际权利人，其权利应当优先于申请执行人享有的一般债权，实际权利人请求排除执行，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。

评析：根据法律规定，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的物权权利状态不符，异议人应当提供相关证据。本案中，基于权利推定，康某应是该房屋的真实物权权利人。即使刘某主张其为借名买房人的事实属实，基于委托购买房屋协议书产生的也只是债权请求权，并不能产生物权变动的结果，因此，其要求排除对案涉房屋强制执行的诉请不能成立。当然，从逻辑上而言，借名买房事实不成立，即确认之诉不予支持，之后形成之诉可不作审查。但基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程序构建，在借名买房事实因证据不足不予认定的情形下，对借名买房合同能否排除强制执行进行法理论述，更具有说服力。